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落到实处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进一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于2018年10月13日在京召开“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文艺要发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作用,要通过“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是我们当下时代的美学问题和美学高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学习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

参加研讨会的有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成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原《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学会原会长刘文斌,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闫玉清,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红旗文稿杂志社编辑一室主任、编审马建辉,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崔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刘润为。一些文艺学博士生旁听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主持。

  《讲话》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来标识作家艺术家的美学境界,指出这种美学境界包含着三个层次,这是中国诗学的美学总结,也是创作美学的诗意表达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11月1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以下简称马文所)主办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学习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祝东力、陈漱渝、刘润为、李正忠、贺茂之、黄力之、涂武生、陈飞龙、李云雷、丁国旗、董学文、金戈等老中青三代30余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与会,在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指导下分析了当前文艺界在创作、文艺评论、艺术教育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中肯意见,认为习总书记讲话恰是一场及时雨,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对于“人民”的辨析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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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发娱乐,  《讲话》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批评标准,确定了文艺批评美学观点和批评标准的总则和总纲,即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来重视革命文艺“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不主张“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将其发展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原则。在总书记的讲话中,“人民”一词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实为罕见。习总书记把作家“深入生活”具体化为“深入群众”、“扎根人民”,把社会生活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唯一源泉的思想,升华凝练到“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这样的阐释,就使文艺上的唯物史观得到更彻底的贯彻。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成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

  从美学的视野观察和讨论文艺,有利于准确把握文艺发展规律和文艺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具有宏大的美学视野,一方面用美学的视野分析、总结文艺现象和规律,另一方面用美学的高度来衡量文艺的功能、影响和意义。深入学习和理解这篇《讲话》的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学文还指出,在谈及文艺评论工作时,习总书记也突出了“人民”标准的重要性,提出了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对恩格斯曾提出的著名的“美学的和史学的”的批评标准是一种丰富,增添了“人民的”和“艺术的”两条,“艺术的”即是关涉对批评的专业性的强调,“人民的”则触及批评的立场性判断,比“美学的历史的”只谈“内容”和“形式”的观点明显推进一步,是一种理论的创造。习总书记还提出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人民”放在了鉴赏家和评判者主体的地位,不仅有现实针对性,而且会引发一场文艺批评格局的变革。

与会同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几十年的文艺发展实际,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取得的巨大进展和依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大家一致表示:改革开放40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理论方面硕果累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成绩,更清楚地认识已经找到的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更理性地看清广大文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在各个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我们在纪念的时候,也要严肃反思存在的问题,以便从中汲取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忘初心,排除困难,继续前进,在新时代把社会主义文艺推向更高阶段。

  当下的美学问题及美学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丁国旗认为,人民中心论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观,文艺以人民为中心,从过去为谁服务的问题,扩展到了创作的一切过程和所有方面。人民与原来的文艺活动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和接受者都产生关系,构成新的五要素图,社会主义文艺观的特色也由此突出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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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文艺,每一个时代的文艺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特色,不断认识文艺的历史价值,探讨和厘清所处时代文艺的使命和责任,是文艺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要把文艺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这个大势就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文艺要在此大势所趋中发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作用,要通过“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我们当下时代的美学问题和美学高度。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会不会伤害到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这是很多人所顾虑的。马文所副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认为,习总书记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正是要呼吁作家艺术家焕发自身主体性。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作家有充分的主体性;而在“为什么人”写方面,写作越是深入成熟的作家,就越会自觉思考这个问题。这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意义。结合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可以解决作家艺术家对主体性是否会受影响的焦虑和担心。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

  文艺要“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这个审美追求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充实之美”,《讲话》强调:“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美学上的浮躁之风是当前文艺气象的重病。由此而来,还有一系列“反美学”的文艺现象应该引起警觉。在这些“反美学”现象中,有些属于创作方向导向问题,有些属于美丑不分、美丑颠倒的问题,有些属于价值观是非观问题,有些属于审美趣味问题,有些属于利益观问题,有些属于善恶问题,有些属于艺术追求问题,等等。总之,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艺术观、美学观上出现了偏差,如果不加以扭转改变,我们的文艺将面临严重的失德、失职、失范、失序。

  而误解“人民”涵义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某艺术剧院领导毫不遮掩地说:谁是人民?谁看我的演出,谁买我的票,谁就是人民!这给当时与会的原马文所所长、现《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陈飞龙以刺激,陈飞龙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应该有具体的内容。比如毛泽东时期就强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

与会同志指出,对40年来的文艺状况,要以宏观的历史眼界来加以估量。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工作,继承了先前一些好的传统,也改变了先前一些不好的做法;克服了先前文艺发展观念比较狭窄、单一,作家创作动辄得咎的弊端;文思开放,创作自由,空前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形成了当代文艺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可称道的“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艺术”。总的局面是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这些文艺病症开出了治疗的药方。主要途径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真正解决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二是处理好文艺的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义利关系,“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市场不能“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三是切实解决文艺美学判断的品位。没有美学的高标杆、高品位、高趣味、高追求,就没有文艺的高境界。媚俗、庸俗、低俗,恶搞、恶趣、恶行,说到底是源于文艺美学的败坏。《讲话》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锋芒和建设性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那么中心的中心是谁?”原《求是》杂志副总编刘润为指出,人民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是劳动大众,不是其他人。劳动大众中更不能忽视穷人、下岗职工、待业青年等中低收入者。“如果以人民为中心,只是以高收入者为中心,那就走偏了,实际上是背离了人民中心导向。文艺应该面对的是底层,是中低收入者。”

当然,如果细分的话,新时期文学还可以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前20年”指1978—1998年,“后20年”指1998年到现在。前20年成绩是主要的,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艺术生产力得到大的解放,文艺思想和理论上也有深刻变化;“后20年”相对来说,问题则越积累越多,创作数量上虽然上去了,但倾向性的问题比较明显。直到习近平同志2014年发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局面才得以扭转。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研究文艺思潮的变迁,注意从文艺论争的角度来进行总结。尤其是对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诗歌上所谓“三个崛起”的等理论,影响一直没有完全消除,其涉及的文艺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问题,一直没有辨析清楚,至今两种声音各说个的,这是不正常的。近些年,文艺思想领域相当沉闷,这是不利于科学文艺观和健康美学观的确立的。

  作家艺术家的美学境界

  刘润为强调,重视中低收入者,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一些士大夫不论是身居高位者还是被流放在外,在诗文中都把穷人放在重要位置。如白居易晚年生活优渥,有首诗写冬天里家人给他一件绫袄,他穿上时想着的却是“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韦应物位居苏州刺史时,作“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为自己居室华丽而不见自己治下的老百姓过得安康而感到惭愧;等等,这些士大夫们为穷人而歌,穷人虽生活困窘毕竟有人理解他们,艺术也成为穷人怒火的消解器。而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品、娱乐平台,却明目张胆地嘲笑穷人。刘润为认为,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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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是文艺作品。怎样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是《讲话》的重要核心,也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具有深刻启示意义的创作论美学。《讲话》特别从作家艺术家思想、美学素养、学养、艺术训练等方面论述了创作主体的美学境界与创作水平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引导性。

原《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

  《讲话》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来标识作家艺术家的美学境界,指出这种美学境界包含着三个层次:志存高远,不畏“望尽天涯路”和独上高楼的清苦,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寂寞;哪怕为伊憔悴也“衣带渐宽终不悔”;最终领悟,“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中国诗学的美学总结,也是创作美学的诗意表达。

与会同志指出,在总结40年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掉历史。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科学而明确的结论。可这几年,很少有人提这个《决议》,不少年轻人也不了解“拨乱反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有些文章和着作中,这段历史很少被郑重提及,反而给人造成了《决议》是在清理和纠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印象。有的文章甚至把“性解放”当作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把抨击“民族化”、“大众化”当成突破思想“枷锁”的重要举措,文艺也很快就被当作赚钱的工具。现在文艺界的富翁、富婆,早已不只是腰缠万贯了。一个大明星,光是逃税漏税就达几个亿。因之,我们有必要花大力气把拨乱反正的历史真相向下一代讲清楚,不能给后人留下一笔真假不明、是非不分甚或黑白颠倒的历史糊涂账。

  如果说文艺作品是文艺家安身立命之本,德艺双馨就是文艺家的人格基石。《讲话》指出:“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讲话》提倡文艺工作者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要通过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给人们以审美启迪;要通过文质兼美的作品为世人弘美德。正如诗人惠特曼所说:“一切美来自美的血液和美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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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命题及美学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常说常新的理论话题。《讲话》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新的丰富的思想。《讲话》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三个层次论述了人民与文艺的关系及其时代内涵,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学会原会长刘文斌

  首先,《讲话》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历史比喻为一出生动的“活剧”,《讲话》进一步指出人民是这部历史“活剧”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他们“编剧”和“表演”的历史“活剧”永远是文艺的源泉。“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社会主义文艺把人民放在中心的地位,并内化为天性和天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传统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与会同志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过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新的现实、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在文化和文艺领域都有所体现,并向文艺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文艺理论话语有所更新,要求文艺理论者的知识模式有所刷新。对于4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虽说它从未缺席,但影响力有限;虽也有所作为,但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思潮;理论问题框架有所更新,但大体没有走出上世纪80年代格局,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其次,《讲话》从“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这一文艺美学规律出发,阐释文艺的杰出性、伟大性正在于其充满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文艺能否尽到天职的根本在于能否“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首先,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较为清晰的界定。新时期之后,文艺界对此前文艺过度政治化的历史教训做了深刻反思,力图“为文艺松绑”,应该说,此种反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在客观上,“为文艺松绑”实际呈现为“与政治脱钩”。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在理论层面,文艺的政治属性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往往以意义较为含混的“意识形态”来置换,对“政治”做泛化理解。理论上的模糊以及与实践层面的分裂、脱节,导致文艺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未得到较为清晰的说明,文学的价值功能没有得到恰当的阐释。在实践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文艺“与政治脱钩”又体现为“与现实脱钩”。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被清晰界定,时至今日,一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还停留在所谓“工具论”、“苏联模式”的层面,对这一问题缺乏辩证的理解。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模式和艺术生产领域新的变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没能做出当代的阐释。有些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做出深入的阐释,比如,当下文艺理论面对的现实语境、典型问题以及理论功能是什么?文艺实践、文艺理论应如何回应政治议题?当下“政治”的具体所指又是什么?正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或者含糊其辞,无疑是激活文艺理论现实功能的关键所在。

  第三,《讲话》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要为内容服务,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文艺不能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希望、梦想。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丰富的生产生活,“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中国文艺可以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这是对人民的历史的自信,也是对文艺人民性的美学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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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批评的美学观点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闫玉清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基于对文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判断,《讲话》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优秀文艺作品的意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讲话》立场鲜明地指出,文艺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这是审美力量和美学境界对人类文明的推动和引导的必然前景。因此,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作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成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论、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文艺理论话语更新也不够。所谓更新,不是追逐新潮话题,不是用时兴的理论进行包装。而是说,将经典理论和当代文艺实践结合,在鲜活的批评实践中对经典理论进行打磨、检验、延伸、扩充。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语境的一些变化,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文艺实践美学上未必尽善尽美,形式上或许有待雕琢,但却是对现实的折射和敏锐反映,提出了诸多现实议题,而且可能会为未来文艺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当下的文艺实践中,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也就是说,对那些反应了现实问题的文艺实践,进行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从中发见当前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并在理论层面有所回应。

  《讲话》特别指出,文艺不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永不褪色的价值,而且要着力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在这里,《讲话》从三个方面描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特点和优点。即言志寓理的文艺道统传统、简洁精练的文风面貌传统、形肖境高的文质兼美传统。从知、情、意、行的统一中理解中华美学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独特路径,从文化立场、文化基因、审美风范上提高中华美学精神的地位、作用、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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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作品的美学判断标准是文艺美学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讲话》多角度、多方位地论述了文艺作品的标准问题,具体包括如下几个层面:一是好的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以,应该是能够“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这是从文艺作品传播效果的角度提出的文艺标准;二是提倡文艺作品在创作上要精益求精,“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古往今来,文艺巨制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晶,这是从创作方法角度而谈的文艺标准;三是文艺作品要百花齐放,“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这是从文艺作品的客观审美效果和主观内在性品质来评判的文艺标准;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艺作品的评判,应该有一个综合度高的标准,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些精当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重大贡献,也是我们在复杂的文艺评判中保持清醒、保持定力、保持正确取舍的核心的标准。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龙

  其次,《讲话》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批评标准,确定了文艺批评美学观点和批评标准的总则和总纲。在文艺批评意义上确定的文艺作品标准是最高层次、最高美学境界的文艺标准,具有美学的品格和哲学的高度及其普遍效应。这就是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样的文艺批评标准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和最高境界,是提高审美的重要力量,是解剖文艺真相的“利器”,是引导的“方向盘”:“历史的”,要求用历史唯物主义尺子检验文艺作品反映的历史深度;“人民的”,要求用丰富而深刻的人民性衡量文艺作品的向真向善程度;“艺术的”,要求用充分的艺术创新、艺术技巧水平分析作品的艺术魅力;“美学的”,要求用大美的境界和美学的高度判断文艺作品的美学力量。

与会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最大偏向,或者说最严重的偏向之一,就是“西化”。近几十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渗透和影响,我们的政治、法制、道德、文化、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都在相当的范围内出现了“西化”倾向和“去中国化”倾向。文艺理论的“西化”倾向,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方面。“西化”倾向给文艺理论带来诸多不良的思想观念,甚至形成一股股错误的思潮。比如,西方人本主义观念带来抽象人性论倾向,西方“现代派”观点导致非理性和反理性倾向,新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导致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带来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倾向,以及“唯个体”倾向、“崇技艺”倾向、“接轨论”倾向、“以西去中”、“以西衡中”、“以西释中”、“以西代中”倾向,等等。这些错误倾向和思潮,进一步助推了西方理论的散播,这是“西化”倾向强势渗透文艺理论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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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

与会同志指出,近几年,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解和阐释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总结。习总书记多次发表有关文艺的重要讲话和论述,学界和文艺界已有不少学习、阐释、研究的文章。不过,总体看来,深入的、有创新性的成果比较少,较多文章停留在对习总书记讲话观点的重复和重申层面。习总书记的讲话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大局,高屋建瓴,理论界文化界所做的,应是将其进一步具体化,落实到具体的文艺问题上来。也就是说,要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将总书记的纲领性论述加以细化和深化,联系更为具体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阐释,对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要一点一滴扎实地做建构性的工作。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许多要求和问题,应该得到切实的落实与贯彻,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而且,我们应当用整风的精神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不能回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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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杂志社编辑一室主任、编审马建辉

与会同志指出,现在有些文艺理论和批评,强调的是纯“审美”。有些文学史以抽象的“人性”观来写作,阶级性、党性、人民性都没有了。现在,大学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教材太乱,一些教材的路子全变了,里面不少错误的东西。有些教材,嘴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际上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和味道也没有,很多历史和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都搞歪了,很多正确的东西都给否定了,西方的观念成了主流。

与会同志指出,目前的文艺批评现状很不尽如人意。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文艺亟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批评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标准,对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和理论进行总结,以此来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前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内涵极其丰富,其最突出的特质就在于它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不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那样,把审美视为人的精神积极性的特殊表现。譬如在康德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判断力;在谢林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直观;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不像他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审美是人的实践积极性的一种特殊品质,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感受世界、评价世界,从而改造世界乃至创造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人自我解放的一种能力,即将人从社会及其自身的异化力量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具体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就是将人从劳动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不论是在比较综合的文学命题中还是在相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论中,都内蕴着实践精神。我们当下的文艺,固然有许多前进的、积极的、解放的作品,但毋庸讳言,也有许多落后的、腐朽的、异化的作品。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有很多现实感缺失的文艺,或者说,是巨大的现实内容与弱小的艺术形式不相容甚至背离的文艺,说的更极端一点,是试图以弱小的艺术形式束缚强大现实的文艺。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文艺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再则,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逢承”。习近平同志希望改变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的状况。可时至今日,文艺批评还是没有批评,褒贬功能也提升不起来,依旧缺乏战斗力,这是值得反思和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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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崔柯

与会同志指出,近40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其过程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思想、不同理论路线的斗争。这样说不是否认已经存在的理论“多元化”的状态,而是承认这种状态下明显存在截然对立的两股趋势。具体来讲,一股是主张明确的“西化”趋势,一股是主张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趋势。这两股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中断,没有停止,而且在理论观念和思想路线上表现得十分突兀与显眼。这场理论冲突的基本教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由于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文艺理论研究变得越来越主观化、唯心化了。在这场斗争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西化”派的主张占据了主流和主导的位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则处于被排斥、冷落、嘲弄甚或抛弃的状态。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这种状况在文艺学领域极其严重。十八大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是开始“走出边缘”,“失语”、“失踪”、“失声”的局面并没根本改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长时间不去区分理论的是非曲直,一些似是而非的文论观念长时间得不到清理,再加上这些理论观念善于变化、善于伪装、善于投机,因之,一些原本错误的文论观念在新形势下,又改头换面地冒将出来。它们以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为幌子,借机把先前那些曾遭到批驳但还有一定市场的错误观念重新抬了出来,自吹自擂一番,好像它们这些观念才是文论改革和创新的主角,对文艺创作出现的诸种乱象和失误不负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警惕的。

与会同志指出,文学创作与时代同行,它既反映也表征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同时也回应时代关切,成为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声。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文艺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时代,回应时代呼唤,进而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一是必须重建“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主体的合法性;二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掌握文艺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三是把实现社会主义理念、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文学的价值追求;四是要造就一批“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把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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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刘润为

研讨会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相互探讨,发言有根有据,观点鲜明,提高了大家对40年来文艺和理论发展状况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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